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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便利群众“云就医”******

　　互联网医疗便利“云就医”

　　“我已经第四天发烧38.5摄氏度以上了，是不是要赶紧来医院看一下？”“孕妇的退烧药用哪种更安全？”“小孩子退烧后精神状态不太好，要如何处理？”“家里老人需要长期用药，往返医院配药取药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这段时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以及有关互联网医疗服务新规的颁布，多个互联网医疗平台新冠相关咨询问诊量不断增长。

　　记者了解到，面对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多地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平台作用，创新方式方法，积极为患者提供开具治疗处方、送药上门、心理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便利群众就医用药，以推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契机，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为群众解决就医问药难题

　　“这几天再不去，我的药就要没有了。”浙江杭州市民沈阿姨有点着急，因为是高血压患者，最近这波疫情，家人怕她体弱感染病毒，就把正打算出门问诊的沈阿姨拦了下来。一旁的女儿拿出手机，点开“杭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让她试试“互联网医院”，从菜单栏进入“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开方。不到10分钟，沈阿姨就在手机上完成了挂号、开方、付费，后续只要在家等着药品配送上门，连出门排队、取药的时间都省了。

　　像沈阿姨这样，患者只要选择“杭州市中医院”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订阅号，就能实现“在家看病”。近一个月来，呼吸科、儿科复诊量较大，抗病毒中药制剂及退烧药物需求最多。

　　全国各地都在广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1月12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其特色是，将信息化与中医药有机结合，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时空距离，满足新形势下群众居家诊疗、看病购药需求，实现诊疗服务再升级、服务内涵再拓展、便民成效再提升。动动手指、足不出户看专家，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切实提升患者就医感受。

　　在北京，各主要三甲医院均已开通互联网诊疗服务。2022年11月10日，北大肿瘤医院发布动态信息介绍，正式开通“北肿云病历”APP初诊患者免费咨询服务；2022年12月8日，首都儿科研究所开通“新冠咨询”线上服务，实现医疗资源的扩容，为居家患儿提供方便；2022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表示，共有30个科室已经在互联网医院出诊，工作日及周末、节假日均开放互联网诊疗服务；2022年12月12日，北京朝阳医院开通“新冠感染在线问诊”服务；2022年12月14日，北医三院表示，北医三院互联网医院(北医三院APP)现开设“发热诊疗专栏”，支持首诊开药……

　　在上海，趁着中午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审方药师金磊拿出手机，处理来自互联网医院上未审核的处方。目前新华医院互联网医院门诊每日的接诊量已达此轮疫情前的6倍，共有700多名医生在互联网医院上进行了注册，覆盖所有科室，通过排班，确保每天每个科室都有医生在线。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2022年12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印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诊疗方案，以及居家治疗指南，为出现相关症状的患者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开具处方，由线下进行药品配送。

　　“通过互联网医疗，根据诊疗方案以及居家治疗指南，为出现新冠症状的问诊患者开具相应处方，通过线下第三方配送提供相应的药品。同时，我们也要求医疗机构提供24小时线上咨询用药指导，以及分时段预约诊疗的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削减医疗机构瞬时的就诊高峰，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患者到医院就诊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焦雅辉表示。“针对非急诊情况推动分时段的预约诊疗，通过这种预约诊疗，降低和减少到医院同时就诊的人流高峰，分流患者，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通过精准的分时段预约诊疗，缩短在医院等候的时间。”

　　全国各地出实招

　　在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之后，各地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推出了因地制宜的措施。从支付方式到医院参与方式，从技术手段到宣传普及，有效吸引广大群众参与。

　　1月8日，福建省医保局出台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医疗服务收费政策，将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持续优化“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为患者医保就医提供方便。根据新政策，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的患者在该省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进行首诊并在线开具相关症状处方，首诊诊查费纳入医保支付，不设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同时，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处方、药学服务实行线上线下相同的医保支付政策，切实保障患者无接触就医需求，促进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感染就诊人群线上线下合理分流。

　　作为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移动端，“随申办市民云”APP全力打造该市新型就医服务体系，现已接入25家医院和6个区，向市民推出“互联网医院”应用服务，医保和自费的复诊患者本人和绑定亲属关系的家人，体验线上复诊、医生端可开具处方、报告查询、患者在线支付药费、药品自取或配送到家等多项就医服务。

　　截至目前，广东省全省三甲医院已全部开设互联网医院，为全省居民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健康医疗服务。数字显示，2022年12月12日至31日，广东全省互联网医院共服务124.68万人次，日均服务6.24万人次。如果按一家医院1天1万人次的门急诊量来计算，相当于新增设了6家大中型医院，有效缓解医院门诊压力，降低就医交叉感染风险。

　　近日，安徽省医疗保障局、财政厅、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贯彻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进行优化调整，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日起施行，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通知》要求，住院医疗费用全部纳入综合保障，救治医院定点范围扩大到所有收治医院。

　　依托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平台，湖南省开设了“互联网医院”入口，目前已有70家医院入驻，群众一键即可获得新冠健康咨询、就医指导、预约诊疗、在线处方、药品配送等线上医疗服务。点开“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微信公众号，在热点服务中就能找到“互联网医院专区”。这个专区是湖南省互联网医院的统一入口，集中整合发布全省已审核确认的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平台信息，并为全省群众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目前已入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等70家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名单还将继续更新。

　　为适应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开发上线了“健康龙江新冠医疗服务”小程序，汇集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发热门诊、在线药房等线上医疗健康服务资源，对接线下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以医务人员队伍为支撑，为新冠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健康管理指导和医药服务。

　　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互联网医疗，既包括实体医院的“触网”，也包括很多在线医疗平台、医疗企业的积极参与，多管齐下，实现提质增效。

　　一些地方对互联网医疗资源进行了很好整合。

　　比如广东，近年来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支持有条件的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截至2023年1月4日，入驻“粤健通”微信小程序互联网医院服务平台的互联网医院达160家，覆盖综合医院、中医、妇幼、口腔、皮肤、眼科、肿瘤、职业健康等不同类型的医院。登录“粤健通”微信小程序后，点击选取相应的互联网医院，即可获得互联网医院专家提供的健康咨询、就医配药等服务。

　　大量在线医疗平台的加入，也为病人提供了及时帮助。很多医生借助这些平台，与病人实时互动。

　　“目前，实体医院‘触网’的积极性大增，互联网医院已由实体医院的‘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微医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用户的在线诊疗习惯不断增强，医生参与线上诊疗服务的意愿随之大幅提升。相关调查显示，83%的医生愿意尝试线上诊疗服务；与疫情前相比，医生参与在线问诊、患者科普、复诊续方等服务的频率和时间投入均有显著提升。

　　2022年12月15日，泰康在线“线上发热门诊”上线，由泰康海南互联网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在助力缓解线下医疗资源紧张，帮助新冠相关轻症患者及时就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有在泰康在线“三端一微”的客户，均可享受足不出户的远程医疗咨询及配药需求。其中，在线问诊承诺全天候服务，随时响应咨询问诊需要。此外，在线问诊还扩增了儿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的医疗咨询服务，满足客户多种疾病并发的就医需求，同时药品品类丰富，包括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各类炎症等常见疾病的药物。

　　1月6日，“陕健医集团新冠防治网上咨询服务信息化平台”上线。据了解，该平台由陕健医集团联合优享健康合力打造，作为一家国企医疗集团企业，陕健医集团通过整合下属66家国企医疗机构呼吸内科、感染科、儿科医生资源，运用“互联网+医疗”思维，简化问诊流程，让医疗咨询服务突破时间、地域局限，解决新冠患者特殊时期就医挂号难、与医生沟通不方便的问题，全面提升患者就医咨询体验，让医疗服务变得触手可及。据介绍，目前该咨询平台已开通呼吸内科、感染科、儿科3个科室，有100多名医生专家入驻咨询平台。咨询平台为不方便出门的患者提供语音、图文、视频3种方式的问诊咨询服务。

　　1月11日，“强国医生”首个心理健康服务“好心情健康”小程序上线，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在线问诊、极速提问等多种心理健康服务，心理问题实现实时在线问诊、咨询。“好心情健康”是心理医疗和健康数字化服务平台，目前注册医生5万余名，其中临床精神心理科医生逾4万名，通过智能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的临床技术，提供线上和线下心理医疗服务。在强国医生“好心情健康”小程序中，“首页”有在线问诊、复诊开药、量表测评、极速提问等功能。

　　以推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契机，许多地方创新模式、深化延伸在线服务，进一步方便患者在线就医，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屠志涛介绍，目前北京可开展新冠症状互联网首诊并给予价格和医保政策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可在线提供新冠相关症状的首诊服务，按照线下医事服务费价格政策执行，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与线下报销标准一致。北京还积极推进医保在线支付功能，实现全程脱卡结算，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浙江省医保局副局长徐伟伟介绍，为了方便患者，近期浙江医保部门推出了“患者在线就医、药品线下配送、医保线上支付”就医新模式，扩大线上就医配药可以报销的医院、药店范围，优先将治疗发热、咳嗽等医药费用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12种慢性病治疗费用纳入“互联网+医保”直接结算。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