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彩票- (2023已更新(网易/百科)v8.8.8

来源：每日彩票2022-08-21 17:48

每日彩票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电题：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专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中新社记者李纯

　　晚餐要吃得清淡、摄入优质蛋白、聚会相约“吃草”，合理膳食成为当代人制定食谱的重要标准；早睡早起不熬夜，年轻人更注重养生，努力摆脱“亚健康”状态；一波波运动“时尚”兴起，保持体育锻炼成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

　　当下中国，“健康”成为社会发展、大众生活的流行语。从“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追求到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历史转变，折射的不仅仅是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民健康已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赢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于国于民，健康所处的地位正变得愈加重要。过去十年，健康中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崭新的治国理念。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启动健康中国行动不亚于“一次健康革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19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胡高雷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摄

　　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摄

　　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刘跃进的谦和与《从师记》的严苛——写在“《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前******

　　顾友泽

　　刘跃进先生的新作《从师记》出版，拜读之后，收获颇丰。《从师记》是一部散文集，主要记载先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事。虽然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然而内容却异常厚重，这是因为作者早年生活的“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不可避免地反映那个波谲云诡亦且波澜壮阔的时代。而且，作者转益多师，其所师从或交往者大多为学界名流，本身就有很多为人关注的事迹。如此种种，决定了该书的内容必然不同凡响，精彩纷呈而浑厚淳雅。

　　虽然作者并不刻意抒情，甚至在情感表达上非常地节制，但这部《从师记》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的感动与感慨，比如作者因母亲的提醒而失去了也许会产生美好爱情的机会而心情复杂就令人唏嘘，作者对自己早年学业先天不足而导致不得不放弃作家梦想的描述同样引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至于其在艰难环境中备战高考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是令人感动。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与学者交往之间的温情。

　　作者对学术与学者的尊严非常看重。他在《斯人已逝，德音未远》中谈到自己作为大三的学生看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时的感受：“我并不能完全读懂，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的尊严，那是我向往的境界。”而作者自己到扬州大学讲学后，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王小盾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博大，其尊严及其生机，都由你谦和地表达出来。” （《求其友声三十年》）

　　正是出于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面对良莠不齐的学术界，作者忍不住对当前学术弊端提出严苛批评，其在《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中指出当前学界存在消解经典，或者躲避经典，同时：

　　在方法上，因循守旧，为论文而论文，为学位而学位，缺乏学术个性，更缺乏活的灵魂。在态度上，仰慕洋人，唯洋人马首是瞻，洋腔洋调。在结果上，书是越来越多，垃圾也越来越多。

　　又在《从师记》中说：

　　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只是依据既有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这样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作者平时与人交往温文尔雅，几乎未曾见其动怒，但是对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却还是直言其弊，体现出维护学术尊严的高度责任感。

　　那么，如何维护学术的尊严呢？作者通过介绍自己所崇敬的师长，具体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首先，维护学术尊严就要尊重学术本身。作者认为，学术本身是厚重的、博大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全部把握，因而面对学术，始终要保持着谦卑之心。其在《好诗不过近人情》中谈到自己在杭州大学学习的体验：

　　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

　　在《从师记》中又写道：“大千世界，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一个人取得的成就，面对既广且深的学术殿堂，何其渺小。故作者引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是专家。”学术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又引用姜亮夫先生的话：“登高望远，你才会知道世间学问的博大，自己的渺小，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记忆中的水木清华》）面对学术，学者理想的状态应该像傅璇琮等先生那样“学问既深，义气自平。”作者赞美这样的状态，亦追随前辈的风范。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学术品格。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恢宏的视野、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坚强的毅力等不厌其烦介绍。介绍姜亮夫先生，写其临终前对学生的“最后最高要求”，令人感佩不已。记录叶嘉莹先生之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彰显出叶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而记叙罗宗强先生指导作者写作学年论文的详细经历，则让我们看到罗先生一丝不苟、严谨到近于苛刻的程度的形象，而罗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呈现在我们眼前。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作者专门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名声，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作传，表彰其甘于奉献、勤勤恳恳，以专业的精神服务文学所的学者的事迹。在作者的眼中，学术分工并无高下之别，敬业的精神都值得人尊重。

　　其次，维护学术的尊严就要求学术研究本身不俗。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特意援引王国维的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而有意外之收获。”作者阐释说：

　　王国维先生就是想告诉学生，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又在《从师记》中引用钱穆的话：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作者高度认可这些说法，并且身体力行，其学术研究，不务空言，言必有得，往往能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而其对当下学子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益处。开卷有益，没有白费的工夫。重要的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

　　学术不仅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工具，甚至学术本身并不带有目的，是无用之用。

　　再次，维护学术的尊严要求学术研究者能够做融通的学问。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学术如果格局太小，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限。只有将局部放到整体中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局部的特征与意义。作者接受众多名师的亲炙，提出学术不能流于琐碎饤饾，支离破碎。其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才、学、识三者并存的原则，并阐释说：“才就是艺术感受，学就是文献基础，而识则是理论素养。”而当下有些研究，“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好诗不过近人情》）这样的研究，是不足为观的。相反，作者赞同这样的研究：“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好诗不过近人情》）这些观点，正是师长们对作者耳提面命的结果。罗宗强先生教导说：“工夫要扎实，但不要钻牛角尖……思想还是开阔些好。”（《从师记》）姜亮夫先生在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说：“不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是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从师记》）在“最后最高要求”中提出：“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记忆中的水木清华》）曹道衡先生起草的《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提出：“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从师记》）作者就硕士论文求教于魏隐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傅璇琮先生提出：

　　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受到众前辈的影响，作者也特别重视学术中研究资料的编纂，也多次介绍前辈学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又现身说法，启人深思。

　　学术之外，《从师记》这部书带给我的感动，是作者与众师长之间的情感。毫无疑问，作者对书中所介绍的师长怀有深深的感激，在《引言》中，作者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

　　将众多师长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记录下来本身就是情感的表达。而且，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很多篇章中都使用“感念”“感佩”这样的字眼，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容易动情的人。他在昆明偶遇魏隐儒先生时，表现得“喜出望外”（《“小室无忧”》），对于王继权先生的帮助，作者心存感激，“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得到王老师常年的垂青，实属不易。”（《来谕惓惓，亲如促叙》）然而，我们又很容易注意到，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却并不热烈，而是点到即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众师长的表现中。姜亮夫先生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导师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作者来自于清华，特意将其召至家中长谈。姜亮夫先生深情回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言语中充满无限怀念与感激，“姜老经常感叹说自己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再也没有遇到清华这样的好学校了”（《记忆中的水木清华》）。然而，姜亮夫先生直接的抒情并不太多，谈得更多的还是清华导师的学术与对其教导的经历。

　　我想，这大概就是学者表达情感的方式，深沉而内敛。作者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是通过傅璇琮先生介绍的。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告诉作者，他无意中翻出了当年傅璇琮先生当年的推荐信，并说出院后找来送给作者作纪念，后因曹先生去世而未能如愿。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曹先生与作者情感之细腻，以及对于师生、同道间情谊的珍视。作者与众师友的交往，因学术而结缘，其淡如水，而这也正是众师友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傅璇琮先生嘉惠学林，助人无数，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其八十岁大寿的庆祝场面冷清异常，因为傅先生事先约法三章，不允许大事铺张，这正是本色学者的处世之道。

　　作者笔下的师长及作者自己，往往将对自己帮助与教导的母校、师长的感激当成自己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后人。姜亮夫先生曾很庄重地对刘跃进先生等人说：“清华导师也是你们的祖师，要不辱使命。”对学校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与回报，最重要的，不是口头的称颂，也不是平日里的嘘寒问暖，而是将学校与老师的良好的风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影响一代代学子，斯文不坠。有感于此，作者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也要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培养学生，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的最好回报。”（《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事实上，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社科院文研所的平台及个人的影响力将年轻的学者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等活动，指导年轻学者，促进学术的繁荣。作者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一生。”至于这本《从师记》，更是将师长所授与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界，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我想，作者是将自己对师长的感激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变成了指导、提携后进的动力。学术人的温情，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着吧。

　　作者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中写道：

　　水有源，树有根。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

　　《从师记》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点、陪伴我们这些后学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无声导师，也是直观展现学术的尊严与温情的舞台。我们感动于刘跃进先生勤勉好学的精神，羡慕其受教于众多饱学之士，更感激其金针度人。薪火相传，此之谓欤？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通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